笑傲“癌肿”，医生们这般从容面对！

如今，面对癌症，大多数患者走着这样一条路：先手术，花掉数万元；然后化疗，花掉数十万元；不行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继续花掉数十万元，医生、家庭都尽力了，最终却人财两空。当亲人离去后，很多人发现，我们对癌症并不了解，对治疗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和温情。

医生也是人，也会面临绝症、死亡。但医生们的“死亡选择”似乎和普通人不同，这在西方国家尤其如此。

医生与你不同之处在于：和尽可能接受各种治疗相反，医生们几乎不选择被治疗。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选，尽管他们通常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会主动放弃生命。他们也想活着，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职业使然，医生们很明白人们最怕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心肺复苏术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正确的心肺复苏术也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气管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不停地灌水和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甚至可以高达1万元/天。这种折磨，是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在西方国家，医生们经常会对同事说：“答应我，如果有一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甚至有些医生专门在脖子上挂着“不要抢救”的小牌，来避免这样的结局。

举一个例子：假设患者失去意识后被送进了急诊室：通常情况下，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时，患者家属们会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立马说：“是”，于是噩梦开始了。

您是否知道：家属所谓的“一切措施”的意思只是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但问题在于，家属多数情况并不了解什么是“合理”；因为医生在抢救时，他们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无论它“合理”与否。

反过来假设一下：当急诊室或病房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想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和信心是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

有些医生能说会道，有些医生坚定不屈，但无论如何，医生们面对的压力都一样大。当需要处理涉及“临终治疗选择”一类的事宜时，医生们会尽早把自己认为合理的方案一一列出（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一旦病人或家属提出不合理要求，医生通常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该要求可能会带来的不良后果一一解释清楚。

在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只不过是这个推广“过度医疗”的庞大系统中的受害者而已。在一些不幸的例子中，少数医生为了个人生计用“有治疗，就有进账”的思路去做他们能做的事，而在更多的医生们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

医生们不会选择对自己过度治疗！因为这种治疗的结局他们见得太多，几乎所有人都愿意宁静地离去，伴随的疼痛也可以被更好地缓解。更重要的是医生们了解医学，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临终关怀”和“过度医疗”相比，更注重为病人提供舒适和尊严感，让他们能安然度过最后的日子。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发现，生活在临终护理所的终末期病人比患有同样疾病但积极寻求治疗的病人活得更久。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西方的医生查出肺癌，并已扩散至脑部。像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3～6个月。最终，这位医生决定拒绝最积极的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在之后的8个月里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爱做的事。最后昏睡了三天，安静地走了。

假如死亡也是一种艺术，那它的形式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平时努力维护好自己健康，当死亡最终来临的时候，可以不被奋力“惩罚式”抢救，而是安详地睡去……